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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如何应对疫情?

更新时间:2020-06-28 03:10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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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武汉重启,我们与热干面又见面了,我们等到了春天,但是关于2020年的这些苦涩记忆,武汉不会忘记,千千万万个你我不会忘记。那些揪心的数字,那些再也等不到的相聚,还有那些温暖与情谊,那些坚持与勇敢...都深深地刻在历史记册中。铭记,才是最好的缅怀,也正是因为铭记,历史才更有了温度。

  疾病是有历史的,人类与疾病始终如影相伴,铭记疾病,正视疾病,也是人类必修的课程之一。那么历史上我们与疾病的“恩怨情仇”是怎样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冯玉荣老师,一起来谈谈中国古代的防疫史,感知疾病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影响。

  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疾疫的记载。《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表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民众很容易感染。中国古代对传染病有多种称谓,称为时疫、疠、疫疠、戾气、时气、瘴气、温病、疫病等。

  汉代以来,有关疫病的记载日渐增多,史官记载瘟疫多纳入到五行灾异体系内。《后汉书·五行志》载:“延光四年(125)冬,京都大疫。”《书·五行志》载:“永淳元年(682)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占曰: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 明清以来的史料相对丰富,除了正史之外,方志、笔记、文集都有大量关于疫情的记载。乾隆《吴江县志》载,“崇祯十四年(1641),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曾羽王《乙酉笔记》载,“康熙二年(1663),疫病大作。除(松江)府城之外,由浦西以至浦东,家至户及,无一得脱者。棺铺店家,履为之满”。不过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基本上是感官的,有关疾疫的记载多为描述性的语言,会详细记录当地疫情发生的时间、状况,以及疫情所带来的伤痛,但较少写明疫情的传播路径。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将一次大范围疫情当成几次小区域疫情,或者是连续多年的大疫当成几次小范围内的疫灾,就目前对于古代灾异的量化统计研究来看,其实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古代关于瘟疫的记载,远远达不到现代科学分析传染病的要求,对于疫情的等级很难做出评估,也很难准确判断真实的传播路径。

  中国发生疫病的历史很早,其相应的防治措施探索的也很早。古代有“疫神”、“瘟鬼”的说法,希望通过祭祀、祈祷等方法进行祛灾,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庇佑。

  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就记载有“疠迁所”,用来专门隔离麻风病患者。《汉书·平帝纪》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据梁其姿老师的研究,满人出于对天花的恐惧,于17世纪设立避痘所,禁止未出痘的“生身”入关,只准已出过痘的“熟身”进入中原。后来还在北京专门设立查痘章京,对患者进行集中治疗与安置,凡与患病者密切接触过的人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在此期间人们必须隔离在家不得随意出入,这与今日的疾病防控措施已颇为相近。

  对于天花的防疫,明清还发明了人痘法,有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痘衣法四种接种方法,前三种都是接种于鼻孔,痘衣法是穿用天花患者的衣物,通过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使得患者产生抗体。人痘接种法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有效地采用预防的方法减少疫病的流行。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才逐步取代了人痘接种法。

  埋瘗尸骨,以免尸体腐烂引起瘟疫的蔓延,也是防治疫病流行的重要举措。清初名医周扬俊提出“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漂泊远近,人在气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主张施棺施葬,以防止“疫气”的散播。

  每逢大疫之时,民间力量都会主动参与到对病患的救治和疾病防控中来,许多地方官绅富商都通常也采取施粥、施药、施棺等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不过传统中国社会的种种防疫措施,主要的动力多出自地方社会本身。中央政府对于天灾虽然重视,对匿灾不报的地方官惩罚也相当严厉,但是自始至终未建立一个有效的处置灾疫的机构,也不曾构建全国性的防疫或卫生体系。

  历史上的瘟疫往往与战争相联,并且甚至导致王朝的兴衰更迭,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

  有学者推论,赤壁大战(建安十三年,208)中曹军失败或与当时发生的大瘟疫就有直接关系,《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东汉末年的瘟疫也使得建安文学受到重创,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短时间内,皆因病而逝,可能都是死于瘟疫。

  明末瘟疫的流行也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曹树基老师《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研究,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与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现代传染病学认为疫病形成的三个条件:一是病原微生物,二是传播途径,三是易感人群。古代主要是从天行、时疫的观念来看待疫病,认为疫病的产生主要在于:一是疫气致疫,二是鬼神司疫。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称:“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将疫病归因为“气”的侵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都可能导致疫病。

  对于疫病认识的推动,汉末与明末是两个重要关节点。张仲景在经历东汉末年的大疫之后,著《伤寒杂病论》,序中谈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故自《伤寒论》问世后,“伤于寒”就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主要论述体系。

  经历明末大疫的江苏吴县人吴有性,著有《瘟疫论》,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认为瘟疫之病因,与伤寒之邪不同,是由口鼻而入。吴有性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六淫致病学说,创立了戾气致病学说,完善了中医对疫病病因的认识。

  不过古人对于瘟疫的理解是基于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认识的。《史记・货殖列传》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认为南方的“湿气”即为导致人体疾病的重要因子之一。北人到南方很难适应,往往受瘴气的困扰。但在今天,瘴气却神奇地消失了。余庚哲老师就指出瘴气的“发生学”,与其说是一个自然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观念诞生史”问题,它的出现与消失,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历史。

  瘟疫的流行,往往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曹植在《说疫气》中论及建安二十二年(217)流行的疫病,就归因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在今人看来,鬼神司疫、阴阳失位,这样的观念无疑被归为迷信一类,但若置于历史情境中理解,其实是基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文化观念,提醒统治者反躬自省,调整制度,以改善社会状况,消解人怨,达到天顺民和的局面。

  可见,疫病虽然是自然生理现象,但对于疫病的认识和应对却不应仅限于医学,它与文化观念、人伦道德等社会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部分。故而,疫情的应对, 消除民众的恐慌,不能仅仅依靠医学的手段,还必须结合社会人文力量综合地开展。

  疾病是有历史的,也是与文明息息相关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疾病,将会怎么样,疾病之于人类发展进程是怎样的存在?

  威廉·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中谈到,“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从历史视野来看,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疾病与人共存的历史。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许多灾难性的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创痛,但是疾病也会引起人类对生命和个体价值的反思。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所以兴起,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中世纪大规模鼠疫所导致的后果。1910年东北鼠疫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与流行病基本上是同行的。即使在公共防疫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人类社会还是很不善于识别并设定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先级,也使得我们很难迅速有效地控制与阻断疾疫的发生与传播。

  瘟疫、战争和天灾,往往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态平衡。应对灾害,也是破和立的过程。瘟疫在使人类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的同时,也不断提醒我们去反思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警醒着我们要道法自然,敬畏生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医疗史研究。

  正如老师所言,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没有疾病的,而人类对于疾病的态度又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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